在没有良好的农药监管体制,没有合理的管理制度之下,过去十年,中国始终处于食品安全的困扰之中。

　　□本报记者吕明合实习生袁端端发自杭州广州

　　毒影笼罩

　　虽然官方数据屡次证明中国的食品安全改善明显,但层出不穷的有毒蔬菜事件,依然让人们不得不以另类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不安。

　　除了走俏沪上的“果蔬盆栽”———从农场“认领”土地,自己播种瓜果蔬菜的种子,不施肥、纯绿色,从长沙到上海,从广州到哈尔滨,原本流行于网络的游戏“开心农场”,2010年春节过后正以新兴产业的形式兴起于现实中国。“毒”蔬菜危机显然为产业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信心。在4月的海南“毒豇豆”和青岛“毒韭菜”事件双双爆发后,投资者加大了自我宣传力度,报名一度火热。“比起市场上买的,我们吃的都是在农场里亲手种的,更加绿色安全,吃起来比较放心。”浙江临安的一位“开心农场”种植参与者说。

　　过去的十年内,中国始终处在有毒食品的阴影笼罩下。现在有据可查的是1999年5月23日,中山市沙朗镇28位民工因食用高毒通心菜险些丧命。“封存、彻查”,成为官员面对此类事件的第一反应。

　　2000年“肥仔米”———包含一类致癌物黄曲霉毒素的过期大米———事件后,全国各工商所被动员起来追查其去向。而2001年毒菜事件后,长沙在重点农贸市场、大型超级市场设立无公害蔬菜销售专柜和专卖店。

　　一年后,南京秦淮区副区长一家中毒后,区里甚至给每个农贸市场配备了一台检测机,组织专人夜查猪肉,早查蔬菜和豆制品,以杜绝有毒蔬菜混进市场。

　　2004年8月9日,卫生部紧急参照欧盟制定标准,批准黄花菜中使用焦亚硫酸钠和硫磺等两种食品添加剂,结束了黄花菜无标准生产的历史。

　　但所有这些,都是“报道出来以后,政府部门感觉有问题了,搞得一阵风,”浙江大学副教授吴加伦评价说。

　　风过尽、愈难禁。以瘦肉精为例,在2001年广东河源484名市民食肉中毒后,曾掀起全国彻查的运动。但随后几年的频发依然给了乐观的人们当头一棒。

　　仅以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的案例显示,2005年,江西应用技术学院黄金校区就发生一起75名因食用含瘦肉精的牛肉而引起的集体化学性食物中毒。2006年8月14日,广东惠州惠城区河南岸一间小五金厂,5名工人因吃了瘦肉精超标1000倍的猪肝而引起中毒。2008年11月浙江嘉兴中茂塑胶实业有限公司70名员工在午饭后开始出现手脚发麻、心率加快、呕吐等症状。出现症状的员工,都吃了红烧大肉。

　　一查原因,罪魁祸首依然是“瘦肉精”。“违法私了,成了行业公开的秘密。很多猪场使用了瘦肉精,后来却什么事情都没有。”广东一位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透露。

　　农药超标背后的“治乱循环”

　　十年回溯,中国的食品安全似乎正陷入“治乱循环”的怪圈。以今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蔬菜农药超标为例,浙江大学农药与环境毒理研究所副教授吴加伦说,国内毒蔬菜事件屡发,主要在于农药滥用。但相较美国农残超标比例常在2%至4%之间的水平,中国的蔬菜农残超标显然并不正常。“按规定,农药必须实行登记制度。登记在哪个作物上,才能在哪个作物上用。”吴加伦介绍说,但现在的问题是,菜农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张冠李戴。“登记在限定作物上,往往用在别的作物上。一些用于谷类的高毒农药由于杀虫能力更强,往往就被滥用于蔬菜上。”以大家耳熟能详的甲胺磷为例,它实际仅登记于水稻使用上,但农民拿到手很方便,就用到蔬菜上,就容易酿致“毒蔬菜”悲剧。“它对蔬菜的虫害效果很好,价格便宜、工艺简单,每个县的农药厂都能生产,导致使用的管理上失控。”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介绍,如韭菜本应使用乐斯本这种低毒、低残留杀虫剂,但无良的种植者却经常使用3911这种被禁止用于蔬果作物的低成本高毒杀虫剂。“剧毒农药,要跟枪支弹药一样管起来。农药生产厂家,要像管理人民币印刷厂一样管理。枪支弹药能管好,食品安全怎么会管不好?”金长诘问道。

　　失控正跟中国本身的管理体系有关。吴加伦批评说,与多头并出的中国体系相比,美国管农药的只有三个部门,分工明确:环保局,主要管农药的注册登记、安全使用最大残限的标准制定,开发农药残留的分析方法；农业部,专门有一个部门,专门做国内的残留抽样；FDA,则做国际和州之间的进出口检测。三部门工作协调,分工明确。而相形之下,中国的农药使用几乎毫无控制和限制,什么人都能去买。除了没有相关知识,农民“即使知道,没有约束,也很难考虑后果”。“这就像你在家里,门窗关得很好,他不一定进来；如果门窗打开,就是一种诱惑,管理者也有责任。”长期关注食品安全机制的杭州市市场协会副会长金长说。

　　吴加伦认为,虽然中国这几年一直建立检测体系,但问题依然很多,“一是技术人员达不到这个水平,二是检测成本比较高。蔬菜价格比较低,在现有收费制度下,即使有经费买设备,也没经费来做。”“政府确实很难管,但不是不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