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1月，北京将重启停止了十余年的医院等级评审。抗菌药物临床使用情况等4项指标将作为评级的重要因素，不合格者将面临降级。（11月10日《北京晨报》）

　　中国抗生素滥用与否曾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。今年4月份，卫生部医政司官员表示，“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抗生素滥用”。但卫生部公布的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和《2011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》，被业内人士称为“史上最严”。来自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，从2002年到2010年，抗菌药物购药金额在整个医药市场中占比为25.09%，远远超过其他品类药物。

　　在抗生素滥用问题上，医院显然是“大头”，北京的新政初衷可嘉，也有釜底抽薪的意思，但问题是，整饬抗生素滥用危机，光给医院念“紧箍咒”似乎效果有限，因为在抗生素问题上，集结着医疗领域的诸多纠结：患者而言，喜欢抗生素，起码有三个因素，相对便宜、效果速成、卫生健康知识短缺；医生喜欢抗生素，也离不开三个因素，保险、利润高、效果好。究其二者的取向来看，起码寄寓这三层关系：一是“以药养医”的分配机制，离开抗生素“返现”，医生如何获得体面的薪资？二是紧张的医患关系，互信断裂、公信未建，对抗生素的迷信不正是医患双方分外无奈的一种“妥协”？三是稀缺的医卫常识，信息不对称与医卫常识的匮乏就成了抗生素滥用最好的“推进器”。当然，“看病贵”症结悬而未解、居民自付医疗成本过高，也是各色抗生素滥用的关键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抗生素滥用之殇，绝不仅仅在医院的“药方”上：一方面，尽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要求，自2004年7月起，所有零售药店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才能销售处方药。但事实上，没几家药店能恪守禁令，而区区“1000元”的罚款上限更成了制衡抗生素滥用的笑柄；另一方面，食品等领域抗生素渐次露出狰狞本色，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于军研究员表示，因用在家畜身上的抗生素价格低于用在人身上的，所以家畜饲养中抗生素滥用应更严重。

　　抗生素滥用几可定论，但如何对症下药似乎还须有更宏观、更踏实的视野。毕竟，就算医院不卖抗生素了，它总还有别的去处，而盘踞在抗生素身上的利益关系，显然不是医院与医生所能承受之重。抗生素滥用，显然不能只怪医院。